这样的人离开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的损失。
        监中考那天，二职食堂，正嚼着午饭，身边同事从手机里读出他离世的消息，半晌哑然。
        真心难过。那已是十几年前，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局域网流行的电脑屋里毁灭公爵、红色警戒肆虐的学生时代，看着大几届的一中的小子们竞相模仿太空步，一群逃课或是放学不回家的我们挤在小黑屋里透过模糊的画面第一次看到他，就这样刻在了我年轻的记忆里。
        总觉得是巧合，就在几个月前忽然特别怀念上个时代的这个人，在网上兴致勃勃地搜到罗马尼亚演唱会而欣然订下买回，记得诸多人头围拢在我办公桌上的电脑屏幕上。
        怎么就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呢？
        各地歌迷、各大媒体在缅怀，于我总觉得当记下些这样或许粗糙词不达意的纪念，这样的人离开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的损失，这里还有我的一份怀念，一路走好,留在这个世界的人会一代一代记住你，这个了不起的人……

 

     用抽屉锁住自己的秘密
　　在喜爱的书上留下批语
　　信投进邮箱 默默地站一会儿
　　风中打量着行人 毫无顾忌
　　留意着霓虹灯闪烁的橱窗
　　电话间里投进一枚硬币
　　问桥下钓鱼的老头要支香烟
　　河上的轮船拉响了空旷的汽笛
　　在剧场门口幽暗的穿衣镜前
　　透过烟雾凝视着自己
　　当窗帘隔绝了星海的喧嚣
　　灯下翻开褪色的照片和字迹

    心里很是不平静，该如何面对这一片子，不知所措，取过这样的四字。所谓谈一部片子，就好比面对一个人。

    沉重，不安。

    很不错，真的很不错。有人已经习惯的指手划脚了，我则也习惯的不屑。为了评论而评论是种可笑的自以为是。

    说感动，我终没掉下眼泪，于是暂且不如说成打动吧。一字之差的原因在于满足之外确有一点遗憾，一点点，确实有哪一点点。就像鲫鱼汤里最后少了香菜或者什么提味的佐料。但并不影响我对它的感谢。能够看到感动的影像就是生活中的幸运。

    不必自以为是，或苦费心力的想出那最后一料味道，因为我脑瓜子远比不上冯导，何必自取其辱，更多是想由衷地表达对他，他们，还有《集结号》的敬意。

    于是我放弃了分析，评论等一切愚蠢的行为。真诚的回味，真诚的感谢，真诚的等待。真诚的致敬，起身敬礼，为这07年的最后一部电影，《集结号》。

就是挺喜欢，就是觉得太偶然，就是该贴张图片表示下．看的时候经常有惊讶的感觉，惊讶于有人做了这样一件事把这样的人群层面拍了出来，惊讶于这编剧是什么来头？８０后的小丫们写不深刻写不活如此生活，即使８０前的一拨拨有这状态并有能力表述到如此的人也该不多，怎么就突然冒出一个？我怎可能不知道？于是，说是石康．笑了……呵呵，哦，呵呵，果然．向南从水里猛地伸出头来吻那瑶瑶，＂学什么《美国往事》！”惊讶半晌，就好比有人突然喊了声我的名字．这不是中国内地电视剧的台词方式啊？原来是石康．压根没当电视剧看，是在看电影，因为它本身的认真．也曾偶然看到了成千上万网民的热捧，长久以来对周围热捧的东西都下意识的远离．他们说它什么调侃，是吗？我到觉得片子写的拍的都极其认真严肃，不过是这个时代的一些人喜欢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一些严肃的想法，一些切肤的生活体验吧，大概是？我们都是如此，时代造就．调侃相对于旧有主流言语方式，当所谓＂调侃＂成为某群体主流表达方式时，那不过是太平常太随意太不经心的表达而一定不是刻意标明自己．不是现在才有，王朔时的９０年就已这样，再向前美国５０年代大约已如此，一群人在寻找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找到自己声音自己的词汇而已．所以陆涛等的话听起来才觉得熟悉亲切．

米莱上飞机的最后一刻，一股子郁闷就阴郁心中，直到看完甚至之后的几天都很是不算痛快．大概还没脱剥出什么＂多愁善感＂？不是，就是被石康设计了还无力反抗，只要你沉静到片子其中所谓认真看过了，就自己走进不可摆脱的圈套．所以听米莱安静的坐在那唱那《左手》，一酸，真不算太舒服．又想起了大学时看到的＂阿莱＂，是遗憾，是伤感，是不爽．石康又摆了个局，我又象个听话的傻瓜象６年前那样一头扎了进去．但是这故事实在很滋润，认了．后来不是一直把《晃晃悠悠》一直工整的收藏到现在．所以还是找了张剧照大大的贴在上面．

里面选了佟大为版的《永远不回头》，竟然忘了张雨生和王杰；片头的《我很好》想起了叶蓓，一熟悉干净的音色；米莱的《左手》，唱得我深深长叹又长叹，就像你身边的一件小事；恶俗的《单身情歌》，非但没再次引起反感，却一把拉你想起了多年的一帮兄弟和一大串过往的事……

感谢做这件事的所有人，有编剧，有导演，有演员……给我讲了一很是温暖还有激情的故事，也让我更了解自己的一些想法，更清楚了我所过往的生活……

   有段日子不曾写点什么，借口总是有的，确实忙乱。时常打开看看，看看也就罢了，想要写出的东西从脑袋里经过也就算了。

   今天动手的原因大概是想用汉字转化一点想法。

   忘了上一篇哪怕只是梦话般一言半句的心境，落了十几集的电视剧接不上了情节，索性想哪说哪。

   八月份跑了一个月的房子，可能这是近来脑袋里印象最深的已刷新过的记忆。《奋斗》里那句台词说的有点意思，男人就是房子、老婆、孩子。中午参加婚礼的车上，哥几个也扯过这句话来由衷的强烈认同。不过“事业”大概也该是男人的一个属性吧。从前就想过什么叫事业？大学那会儿就讨论过，现在兄弟们都在奔着只是不在刨根天真地说起罢。爱做与不爱做来区分？用5000或是10000块划条线来判断？建功立业与默默无闻做比较？或者这压根就是个纯属娱乐天真的词儿？亦或是什么？想到的都容易达到，我想在这加上一个“了”，表示一种时态。

   强子都做爸了，想来真是觉得我们老了？所以，我很是喜欢这，叫《奋斗》的片子。起笔就是吸引，从毕业的最后一天开始。我们也有过散伙饭，该有的样子的那天，太平的那间我一辈子都会记得的饭店。记得捶打出血的拳头，记得一塌糊涂的烂醉，记得满地的酒瓶和那些逢喝必唱的歌。然后是各自义无返顾的开始。后来找个安身立命的地儿，后来结婚，还有的生子做了爹，后来之后导演着一集又一集人生这或许好看或许无聊的电视剧，评论总是属于他人，当局的人会永远觉得精彩，潇洒没有遗憾，就象那完整的四年。

   近来也在看东西，不是电影是字典，不是小说是习题。从前不看严肃电影是因为那太过紧张、焦灼，不是有那么个词叫“减压”吗？近来任何叫电影，任何以90分钟或120分钟为单位的影象都不愿塞进DVD，或许是因为更累了？或许是后花园在凋萎？“诗意”早是积灰成渍。翻来的都是无需动脑的肥皂剧。看的时候你可以吃饭、洗衣服甚是想着明天的某个细节。累了就用小猪发明的词“库通库通”爬床睡去。其实收获也是有的，比如《胜者为王》120集绝对算得上享受，大概此类题材它已算极至，更感叹香港无线的制作操作体制，总是自觉的想到《越狱》，再感慨国内国外电视剧制作运营的体制与思维方式；比如《局中局》，试着用自己的大脑假设，插入到周遭社会现实根本无法进入的社会层面与其参与、假想、旁观；比如《HEROES》，值得推荐他人的美剧，了不起的想象力；再值得列举该是《奋斗》了，真的不错，不错在于有人去关注这样一个特定年龄段人的现实境遇；不错在于选定80后这代特别的群体（我，更想说的是80-85年这拨人）；不错的在于剧本敢于尝试用这个群体的思维方式去想象，当然还有它选到了不错的演员，真的不错（虽然实在不得意一些演员的本身）。因为他们选择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表达方式、性格构成，他们和我们这拨人，是同类，就象《独自等待》只是拍给同样相同的我们这一拨人一样。很喜欢，喜欢已然难以绝口。想起强子喝酒时推荐给我的表情，果然。剧本选择的切入口就是吸引。人物性格虽无法对比入座，可人物群性格的诸多侧面确实契合。年轻就该敢于表达、敢于想象、敢于创造，年轻本该遭遇，包括挫折、逆境、困惑。万事都需节制，赞美太过溢出言辞不会是好事，就此刹车。本就打算看完再说些自言自语的话。当然，片子还有些扯淡的地方，避重就轻的剧本设计，找个再想拿笔的间歇再说吧。

   补句电影：《十二宫》，2个小时后有些遗憾，大概大卫芬奇最后也没能绝对性征服编剧，记录式与戏剧化处理在每一分钟每一桥段对抗、消解。但毕竟出自大卫芬奇之手下，值得，可看；《狙击手》，非常喜欢，美国大片只有拍出类型化的极至才真正算好片，“刚刚看完就期待再看一遍”；《男儿本色》前40分钟很香港化，不错；《导火线》，一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的烂片，得到的结论是甄子丹执导监制的片子即是垃圾；《香水》拍的实在有味，就象一幅哪里看过的油画，细腻、精致、回味无穷……

   那里说完那里了……

这图片贴的好象实在是有点没节制.

朋友看后不屑的说,看这干嘛,看了不更觉得我们的生活实在没劲?

可大概就是因为这样的色调才让我们心里总有个想法,对明天对走到最后才会有答案的生活.

大概是上课的话说的已经够多,所以实在懒而不愿起笔;大概是总有一些不尽我意,所以还是所以……

可我就是喜欢

从无数张碟里淘出十几张，又从十几张里挑出这一张，可最后还是放下．

要是说"怀念"大概觉得有些苍老,但实在想念他太久了,甚至会遗忘在遗忘之外.

这照片是出于何人之手?太过喜欢.想起了很多,有许巍和他的《时光漫步》,还有太多,写出又都删去.

好多年的喜欢,成了我之气质的一部分.

北京的冬天,暖洋洋该有个好觉.

    今年，2007年，新诗90华诞———1917年2月，胡适发表在《新青年》上的8首白话诗，被公认为中国第一批白话新诗。新诗大寿的当口，诗坛事端频频，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事件非“梨花体”莫属。浪奔浪流固然好看，然而我们更关心的是，风起何处

    1978年，贵阳黄翔跑到北京点燃“朦胧诗”；1982年，“第三代”跑到重庆“革命”了“朦胧诗”；1980年代末，几个诗人“游侠”海外；而今，国内“论剑”不止……　向春／制图

　　事到如今，有点说不清了。这种景象倒有点像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诗句：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以致于我们忘记了／我们为什么而出发。

　　为什么呢？说来话长———写他们，1970年代末是恰当的起点。

　　解冻之后，一切都在复苏，包括诗歌。诗歌自复苏第一天起，就伴随着“论剑”———“归来派”与“朦胧派”之争，最终以后者胜出告终：“朦胧派”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儿，“第三代”就横空出世……

　　“朦胧派”Vs“归来派”

　　1978年4月30日，上海《文汇报》登出了艾青的短诗《红旗》。这是艾青在时隔21年之后第一次在报刊上正式出现。艾青的复出，似乎意味着诗人的政治冬眠已宣告结束。与艾青年龄相仿的“解冻者”大都已白发苍苍，复出之后的他们被称为“归来诗人”。

　　贵州的青年诗人哑默（伍立宪）读罢《文汇报》，即致信艾青：“……我们找你找了20年，我们等你等了20年……”

　　之后，艾青在《艾青诗选》的《自序》中，将哑默的信摘抄引用。

　　1980年，哑默再次致信艾青，语态与前次迥异：“艾青在我的心里已经死去了……”这段话，被登在贵州民间诗刊《崛起的一代》中。

　　《崛起的一代》主要撰稿人叫黄翔，哑默是积极参与者，而这两个人正是此后朦胧诗的导火索。

　　感于诗歌的新生，1978年10月，黄翔偷偷跑到北京，在王府井大街贴了100多张大字报，总题为《启蒙：火神的交响诗》。12月到次年3月，他又5次进京，除了接着张贴大字报，又加了发自己油印的诗集。

　　黄翔惊动了两类人，一类是如北岛一样的青年诗人，一类是如公刘一样的老诗人。

　　1992年，北岛曾在伦敦的“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上说：“他们这种狂妄的态度，对于北京人来说，可以说是呼啸而来，所以，对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1978年12月23日，北岛联合芒克等人创办民间诗刊《今天》，并执笔发刊词：“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的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归来诗人”公刘随后在《星星》复刊号上发表评论：“他们……或是可以争议的。如视而不见，任其自生自灭，那么人才和平庸将一起在历史上湮没。如加以正确的引导和实事求是的评论，则肯定会从大量的树苗中间长出大树来。”

　　洪子诚和刘登翰在《中国当代新诗史》这样描述青年人回应：“他们曾私下议论，不知道应该由谁引导谁！是顾工引导顾城，还是顾城引导顾工？（顾工为顾城之父，1950年代初开始写诗的军队诗人。）”

　　1980年，《诗刊》登载了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称青年诗人的诗歌“写得十分晦涩、怪癖，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朦胧诗”这个名字，也就叫开了。

　　臧克家坚决认为“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艾青也陈词严厉：“‘朦胧诗’……排除了表现‘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了遮掩整个世界。”

　　因为冬眠，“归来诗人”阴错阳差地来到了孩子们的年代，然而江湖已不再是那个江湖，前辈与晚辈用冰冷的眼光相互审视。

　　就此，朦胧诗看似胎死腹中。

　　《中国当代新诗史》一书认为，“他们（归来诗人）把这种‘复出’，看着是原有的生活、艺术位置的‘归来’：从被‘遗弃’到回归文化秩序的中心。”

　　无论如何，记住他们的名字吧：艾青、流沙河、牛汉、蔡其矫、穆旦、公刘、邵燕祥……人们确实没有忘记他们，CCTV2007新年新诗会，牛汉获“年度推荐诗人”奖。

　　《今天》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一群青年，他们遍及全国，迅速形成了一个“群落”。欧阳江河当年就是将《今天》当作“启示录”和“写作范本”来读。接受采访时，欧阳江河援引他之前写过的话，说：“《今天》，好比我们青年的宗师，他带来了异端思想和怀疑精神。”

　　顾城，也是被这块磁铁吸引而至的一个精灵。

　　芒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初，姐姐顾乡把顾城带到了《今天》编辑部，北京一座大杂院里的一间简陋平房，便是当时编辑部的所在地。芒克和北岛等人正在埋头印刷杂志。顾城进屋后像个“胆小的孩子”躲在姐姐身后，两眼怯生生地盯着芒克。芒克说：“我心说这里又没人打你，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个“胆小的孩子”是去投稿的，他把一大摞诗稿递给芒克。北岛和芒克对他的诗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留下了。等顾城和他姐姐离开后，北岛笑着对芒克说：“看你把人家给吓的！”

　　芒克说：“后来，顾城成了朦胧诗的主要一员。”顾城写下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他寻找光明”（《一代人》）这样的诗句，并被称为“童话诗人”。

　　朦胧诗最终从论争中得胜。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回答》，北岛）类似诗句家喻户晓，俨然成为新的经典。

　　“第三代”Vs“朦胧诗”

　　“叛逆者”出身的朦胧诗，未及弹冠相庆，一群新的“叛逆者”就出现了。他们自称“第三代”。

　　1981年，四川南充师范学院学生诗人万夏结识了同样写诗的廖希、胡冬和赵野。他们的共同点是，写了诗只放在抽屉里，只给朋友看看。“我们已经感到，如果我们联合起来，肯定能和‘朦胧诗’打一架。”万夏说。

　　洪子诚和刘登翰在《中国当代新诗史》中这样评论这次“打架动机”：“朦胧诗显然是被过早‘经典化’了，对由此导致的束缚，他们感到忧郁和不满。他们需要加以反抗和超越。”

　　于是，1982年的西南师范学院，成了四川年轻诗人“密谋”的地点。

　　是年夏天，万夏“领军”南充，胡冬和赵野“领军”成都，乘坐火车，向重庆进发，会师廖希于西南师范学院。

　　万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忆及当年，十分激动，“妈的”这个口头禅也随之密集起来。

　　桃园二舍206和207号房，30多个诗人，围着桌子站着，桌子上，堆满了诗。

　　主客分成了“两拨”，就命名权开始争执不下。赵野开始拍桌子，扔板凳，大家“到了骂街的程度，最后，我们差点被赶走”。万夏说。

　　这次聚会不欢而散，然而他们提出一个概念：1949年至“文革”前的诗人为第一代；起始于“文革”的北岛、杨炼等诗人为第二代；他们便是第三代。

　　万夏认为，第三代诗人，淡薄发表，远离作协；而李亚伟的说法则更极端：“第三代诗人，有一个明显的外在特征，那就是地下，不为众人知。”“油印”和“手抄”也成了他们搞“地下”的关键词。“第三代”这一概念的原产地是四川，但与第三代情况相似的年轻诗人却遍及全国。他们在“地下”蛰伏，随时准备爆发。

　　21年前，徐敬亚入职《深圳青年报》，开始酝酿一件大事。1986年7月，他写了一封题为《我的邀请》的信，复印了几十份后寄向全国他熟悉的诗人们。他在信中写道：“要求公众和社会庄严认识的人，早已漫山遍野而起。权威们无法通过自省懂得并接受上述事实。”

　　此函一出，回信犹如雪花一样降落深圳，“办公桌已经堆积成山，只好带回家，每天下班自行车后面都满满的一堆。”徐敬亚说。诗人孟浪、海波、海上等30多个青年诗人就直接跑到深圳，当起了徐敬亚的编辑助理。

　　1986年10月21日到24日，《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手举办“1986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推出13万字、64个诗歌流派、100多位诗人。有趣的是，所谓64个流派，并非大展之前都有的，有些就是为了大展，几个人合计取个名号，好打招牌。所以奇奇怪怪的名字都有：三脚猫、霹雳诗、特种兵、四方盒子……西川当时也登了一首，干脆取名叫西川体。当然，也有在大展上一战成名的，它们，揭幕了一个帮派林立的时代：“大学生诗派”、“非非主义”、“他们文学社”、“海上诗群”、“撒娇派”、“星期五诗群”、“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莽汉主义”、“极端主义”、“圆明园诗群”……它们操持着各种名目的刊物，网罗着各自的拥趸，高举着自己的名号，在贵州、四川、南京、上海等地开始“攻城略地”。它们各有口号，其中叫得最响的，就是：反文化、反崇高、反意象……

　　“‘团伙’的集结方式虽然与诗艺的建设无关（有时甚或受到损害），但这种情况下，为了‘突围’，便选择了群体的方式制造大规模”哗变‘的景观。“（见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

　　这好比朦胧诗当初的境地：每个人都可以称“一两星星……煎熬现代诗”。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张嘴说出一通话，然后在话的任意地方敲打几个回车键，诗便好了。将口语诗走向极端的也许是伊沙的《结结巴巴》：“结结巴巴我的嘴，二二二等残废，咬不住我狂狂狂奔的思维，还有我的腿……”唐晓渡说，这些诗太好模仿了，这些都给“一个恶搞诗歌的时代”埋下了伏笔。

　　似乎也有例外，欧阳江河到现在也不承认自己是“第三代”，柏桦和翟永明等人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我们是被强拉进第三代的。”

　　自杀和分裂

　　1984年，成都，骆耕野、欧阳江河、周伦佑等人成立四川青年诗人协会，并各任副会长，万夏、杨黎任副秘书长。

　　据杨黎的《灿烂》透露，由夏入冬，万夏曾打电话问他：“诗协跨了没有？”

　　晚上，万夏来杨黎家楼下。

　　“当时我都已经上床了。我们家只有三间屋，我父母一间，我外婆一间，我和我的女朋友一间。所以，我和万夏那个重大的‘阴谋’，就是在我家楼下的寒风中商定的。”杨黎在书中写道。

　　这次“阴谋”，利用周伦佑和会长陈礼蓉有隙，改组了诗协的领导班子：万夏自荐而任副会长兼秘书长，杨黎和赵野当选副会长，而周伦佑和欧阳江河等尽皆刈除。

　　周伦佑匆忙从西昌赶回成都，但为时已晚。成都诸人正沉醉在酒乐之中。

　　1991年，周伦佑写下《第三代人》一诗，不乏微辞：“一群斯文的暴徒／在词语的专政之下／孤立得太久／终于在这一年揭竿而起／占据不利的位置，往温柔敦厚的诗人脸上／撒一泡尿／使分行排列的中国／陷入持久的混乱／这便是第三代诗人／自吹自擂的一代……”

　　1992年，分裂的“非非”由杨黎、蓝马编印《非非作品稿件集》，而周伦佑则编印《非非》复刊号。大家开始为谁是正宗的“非非”争执不休。

　　类似的分裂正在进行时，间或传来不幸的消息。

　　1989年3月26日，海子山海关卧轨自杀。

　　离弃了他曾写下的：“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

　　海子生前与诗人骆一禾、西川并称“北大三剑客”，三人交好。骆一禾4月15日曾致信万夏，说：“例如说他的诗不行，他抵不住后现代主义艺术，他是怯懦的等等……我和西川都要与之斗争到底。”

　　一个半月后，骆一禾死于突发性脑溢血。

　　“海子的死，让我突感人之作为存在的尴尬；你有权利选择死，却决定不了尸体的样貌。”西川说。此后，西川每作长诗，在笔记准备完毕后，并不能起笔写，他需要等待一个噩梦，然后才能写。“我不需要噩梦的内容，我需要的是噩梦本身。”西川说。

　　1993年，“童话诗人”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自杀，自杀前，他以斧头结束了妻子谢烨的生命。

　　“知识”Vs“民间”

　　1999年4月16日到18日的“盘峰会议”的正式名称为“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会议具体内容是相互攻击。

　　会上，诗人们激动地认为，诗人共分两种，一种叫“知识分子”，另一种叫“民间”；前一种诗人认为后一种诗人试图垄断话语权力，而后一种诗人则认为，前一种诗人正在垄断话语权力。

　　会后，《中国青年报》有篇报道，题为《十几年没“打仗”诗人憋不住了》。

　　那场被诸多诗人津津乐道的“峰会”之后，只会写诗的诗人过时了，流行的是边写诗边制作诗歌理论，同时治史———诗歌史。

　　是年，王家新在其文《从一场蒙蒙细雨开始》中提出，以“后朦胧诗”取代“第三代”诗歌的称谓，并在《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数的少数人”》中极力批判所谓“民间写作”。

　　于坚反击：“第三代诗歌并非所谓后朦胧……后朦胧诗在80年代张扬的是‘文化诗’，到了90年代则变成了‘知识分子写作’……”

　　于坚当年参与论争时，据说“言辞激烈”，如今他说：“我是出于对母语的敬畏，希望能警醒人们汉语在衰颓，你把我那些激烈的措辞抛开，你会发现什么？我听说一个美国研究者就比较理性，他说‘盘峰论争’是中国诗人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的标志。”

　　近年，这场争论仍在以各种形式继续。“叛逆者”后面是不间断的“叛逆者”：“下半身写作”、“垃圾诗派”、“低诗歌”，直到2006年9月恶搞赵丽华的所谓“梨花体”……闹剧从未中止。

　　到此，近30年的诗歌史，几乎为两个关键词统摄，那就是“反叛”和“分裂”。问题是：时代需要留恋诗的诗人，还是留恋诗歌史的诗人。

　　欧阳江河没参加“峰会”，他说：“回国后，我发现一切都变了。消费时代来了，市场经济冲洗之后，理想淡了，生计浓了，谈诗的也许也不是谈诗了，‘盘峰’哪里是什么诗学的争论，就是大家划分地盘，抢占谁是诗歌主流的话语权而已。”

　　洪子诚和刘登翰认为：“诗人们之所以焦躁不安，是意识到这个时代留给诗歌的空间已经不多，也不再那么相信‘时间’的公正。他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他们从历史中收取的经验是，诗人可能会有很多偏执，但以‘公正’面目出现的诗歌史，偏见也不可避免，甚至更多。”

（转自《南方周末》）

祝愿零七年所有的朋友都平平安安开开心心！

还有我的小猪丫头更加漂亮聪明可爱！